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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党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脉络和线索】

时间:2021-03-26 19:24:53 浏览次数: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党课 党史 脉络 线索

史教育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脉络和线索

同志们:

学习历史,我们必须掌握清晰的脉络和权威的定论,从历史脉络和线索来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段历史28年,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的标识就是“革命”。第二个历史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段历史29年,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的标识就是“建设”。第三个历史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段历史34年,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的标识就是“改革”。第四个历史时期: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的标识就是“复兴”。

一、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我们可以把“四件大事”用4个“天、地”或是4个“大业”来高度概括,即:开天辟地(完成救国大业)、改天换地(完成兴国大业)、翻天覆地(推进富国大业)、惊天动地(推进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第一个“天、地”,即“开天辟地”,形象比喻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的“救国大业”。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都最终归于失败。在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中、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几天后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结束。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1941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把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7月23日是诞生日,7月1日则是纪念日,两个日子是有差别的),在这之前各地建立的党组织,都是党的早期组织。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创建的历史时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与以往中国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在艰辛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党带领人民流血牺牲,历经千难万险。可以说,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它是红色的,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牺牲的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人。他们真正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与壮志。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开始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第二个“天、地”,即“改天换地”,形象比喻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的“兴国大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异常艰难和复杂的。由于长期战争,国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民党残余伺机破坏,匪患严重。有些地方还未解放,很多基层政权尚未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在军事上威胁我们。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后美国入侵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严重安全威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经过充分讨论和全面衡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1954年6月,毛泽东主席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6年,我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很快有了历史上的无数个第一:生产出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第一台拖拉机,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先后爆炸成功,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它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为增强国防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条件,而且为之后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一切进步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还初步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这在当时也被公认为是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全党保持了良好精神状态,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社会风气,进而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力量。大庆工人王进喜喊出“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口号。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王进喜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代的石油工人。“铁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人的楷模,更是个为国家分忧解难、为民族争光争气、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铁人精神”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不畏艰难、勇往直前。1960年2月,河南省林县人民用简陋的工具,劈开太行山的重峦叠嶂,引漳河水入林县,至1969年7月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的事迹(灌溉面积达54万亩),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孕育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符合中国的实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第三个“天、地”,即“翻天覆地”,形象比喻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的“富国大业”。

我们党在取得探索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及影响全局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9月16至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8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6月23-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02年11月8-14日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第四个“天、地”,即“惊天动地”,形象比喻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2012年11月8-14日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擘画。根据党的十九大的展望,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新时代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二、正确认识中共党内的早期领导人

这里,我重点讲讲中共一大13个代表的人生路。中共一大的出席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日本东京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受陈独秀个人委派代表广州区参加会议),共13人。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工作脱不开身,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这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光辉的、伟大的一生。如: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历史巨人,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他们两个人;
何叔衡于1935年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邓恩铭、陈潭秋分别于1931、194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惨遭杀害,英勇就义;
王尽美在终日的奔波中积劳成疾,于1925年病逝于青岛,年仅27岁。有的人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分歧发生矛盾,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退党。如:李汉俊、李达。但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身份,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赤色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
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名家大师”的李达自省“脱党”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1949年12月,李达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又重新入党)。然而,也有几个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如: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国民政府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周佛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成为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反复无常的罪恶的一生)、张国焘(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自此,张国焘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死心塌地地在国民党营垒里干了长达10年的特务勾当)背弃信仰,叛变投敌;
落伍之人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包惠僧,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仕途遇挫而消沉,继而脱党,1954年任国务院参事;
刘仁静,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87年在北京去世,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的)。

三、正确认识民主革命时期的两个重要转折点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1927年4月,大革命进入高潮,北伐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为了窃取胜利果实,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使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31万余人,其中中共党员2.6万余人,党员人数锐减到1万多人,党领导的工会、农会等遭到查禁或解散,全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相继遇害。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危难关头。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7年8月1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以失败告终。在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瞿秋白邀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拒绝了,说自己“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夺取长沙失败。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党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党的队伍里一些悲观者、动摇者开始纷纷脱党,有的甚至叛变。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巨大的困难所压倒,而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人民顽强地战斗。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部队顺利到达井冈山地区,至1928年2月,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相继成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红军很快发展起来。从自身条件出发,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毛泽东和朱德还共同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6字原则,成为有效指导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方针。到1934年,全国工农红军总数接近30万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培育出薪火相传的“井冈山精神”。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

由于惧怕红军势力日益壮大,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蒋介石便对工农红军发动围剿。由于中共军队提前摸清了敌人的底细,采取了正确的领导,蒋介石发动的前四次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近10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行动中,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错误领导,并且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悄然从瑞金出发,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性大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为长汀、宁化、瑞金(总部)、于都四地的权威说法。从党史的角度来讲,我们通常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总部所在地——瑞金为长征的出发地。

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各路红军长征路线及长征前后红军人数对比情况,相关数据不一定准确,仅供大家有个了解。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出发至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陕西11个省,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7日至1935年10月22日,历时12个月零5天,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藏、四川、青海、甘肃、陕西8个省,行程一万六千里。

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9日,历时18个月,途经四川、西藏、青海、甘肃4省,行程八千余里。

红二十五军:从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历时10个月,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4省,行程万余里。

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红军长征史上最后一次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出发时人数:红一方面军为86859人;
红二方面军为17500人;
红四方面军为80000余人;
红25军为2981人。

红军长征结束后人数: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约7000余人;
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时人数为1.1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除去牺牲的西路军2万余人,保存下来约1.4万人;
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兵力约3400余人,是唯一没有减员的部队。

综上所述,中国工农红军由长征前的约19万余人降为长征结束后的约3.5万余人,减了8成。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四、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学习党的历史,确立正确的党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至关重要。我们要树立党史观,全部肯定和全部否定都是不科学的。要一分为二的,客观地来看待党的历史。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伟大成就可以用“一”“二”“三”“四”来高度概括。“一”就是取得了一个最根本成就: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就是领导了两场伟大革命: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社会革命和领导全党进行了伟大自我革命;
“三”就是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四”就是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前两件大事已经完成,第三件大事和第四件大事正在接续推进之中。

另一方面,要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们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100%,苏区的革命力量损失90%。当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其余的全部丢失,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发生了湘江战役,付出了极大牺牲,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有7000余人。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灵活机动,大踏步前进,大纵深迂回,像变成了另一支部队,处处赢得主动。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好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历史的中间点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的历史以遵义会议为界标,可以分为前14年和后14年。前14年我们党不成熟;
后14年,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从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先后取得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比如,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党的历史上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线,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我们党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处理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实行改革开放,大踏步地追赶时代潮流,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创造的时代精神

“开天辟地为人先”的红船精神。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正式开幕。7月30日晚,在举行一大六次会议时,因遭到法租界巡捕袭扰,会议被迫中断。7月31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这里完成了大会议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条小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而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所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因此被称之为“红船精神”。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概括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历史地位,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坚定信念闯新路”井冈山精神。从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算起,到1930年2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撤离井冈山为止,前后两年半时间,史称“井冈山时期”。“井冈山精神”便产生于这个时期。“井冈山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井冈山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开拓创新精神、“艰苦奋斗而不溃败”的优良作风、“为主义而牺牲”的献身精神、“唤起工农千百万”的群众观点。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上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总书记深刻诠释了“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涵,对新时代进一步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精神。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唱响了红军长征这部雄壮豪迈、惊天动地的伟大史诗。红军长征锻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征程中取得的,是我党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把“长征精神”概括为: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实事求是做基石”的延安精神。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共到达陕北。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我党的倡导推动下,国共两党实现二度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年抗战中,我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使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环境中,正是我党把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纲领的依据,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党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契机,干成了看起来干不成的伟大事业,使“几乎不可想象的胜利”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和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延安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政治灵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思想基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力量之源;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共产党人成就伟业的不竭动力。

“两个务必成传统”的西柏坡精神。1948年5月,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并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大决战的集结号,实现了历史的大跨越、大转折,托起了新中国的曙光。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北平。西柏坡时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曙光在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仰灯塔,铸就理想信念、忠诚品行的光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是我党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里程碑。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铸就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可以概括为:永不停步,将革命进行到底;
执政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团结高效,加强党的集中统一。

“一穷二白”的建国精神。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随着毛主席铿锵有力的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是20世纪世界上发生的最有影响的伟大事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由于连年战乱,土地大量荒芜,水土流失,沙漠四起,农业生产力相当落后,人民生活饥寒交迫。工业基础薄弱,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一位西方记者曾武断地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宏大的历史气魄,开基创业,立纲立纪,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各项事业如火如荼。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姿态和高涨的创造热情积极投身国家建设,我们在20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迅速将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蒸蒸日上、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创造了“一穷二白的建国精神”。事实充分证明,在中国,除了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给中国带来这样的发展,能够改变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两弹一星”的奋斗精神。20世纪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核讹诈,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决定研制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当时,无数留学国外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放弃优厚待遇回国参与祖国建设,远离城市、家人,在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科研攻关,献出了青春甚至生命。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以王淦昌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研究领域,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这样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我的回答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
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我国的科学家们凭借着对祖国的热爱和顽强拼搏精神,以为祖国争光的信念,靠着自力更生的干劲,奋斗无数个日日夜夜。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震撼了全世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和创业力量,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中华民族挺起脊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99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指出: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它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闯新路”的深圳精神。198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深圳经济特区——这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今日深圳,已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崛起为一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开放创新之城。当前,深圳拿出超常规举措、付出超常规努力,在与全球最高最好最优最强跟跑、并跑之中超越强者、实现领跑。40年间,深圳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奇迹,成功跻身全球城市30强、亚洲城市5强。2015年,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五破五立”,即:进一步破除“老框框、老套路”的重重束缚,树立敢破敢立的开拓精神;
破除盛名之下、志得意满的安逸心态,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破除“为官不为、当官做老爷”的消极状态,树立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破除“差不多、过得去”的粗放思维,树立精益求精的较真精神;
破除“光说不练、做而不实”的漂浮作风,树立一抓到底的实干精神。“五破五立”是对深圳特区精神的最新诠释。“敢破敢立、居安思危、舍我其谁、精益求精、一抓到底”,既是对深圳特区“开创精神”的细化,更是对“开创精神”的升华,更便于理解,更利于执行。

总之,由“红船精神”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中国精神,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优质基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伟大动力,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上列举的几个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取得的重要成果。因此,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初心和使命转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为保山高质量跨越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的,历史的联系不可割断。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已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中国共产党今天取得的辉煌,为明天取得更大的辉煌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执政百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谱写新的篇章,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